这个时代已没人在乎书本

在前不久的巴黎骚乱中，这家书店据说是唯一未被洗劫的店铺。 满是瓦砾的一地狼藉中，只有这里，温暖的灯光依旧照亮着一排整齐的书籍，而店主镇定自若地坐在门口看书，欢迎任何人进入——但却没有人，别说来看书、买书的，好像连进来洗劫都没人有兴趣。 在一段视频里，有人问店主：“为什么你这里没事？”店主放下咖啡，合上书，淡淡一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在乎书本了。” 这很像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在失控起火的混乱中，那个曾经被视为神圣的角落却无人问津，讽刺的是，正因为书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看作百无一用，所以才被避而远之。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编造出来的，在巴黎的这场骚乱中，书店也无法幸免于难。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可悲了：当混乱到来时，那种巨大的破坏力是不加区分的，即便你以为的“无用”也不能避免被波及。 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但它能在网上疯传，无疑正是因为它引发了太多人的共鸣：在这个让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在乎书本？而书店，就像人海中的零散的孤岛，正在一个个悄无声息地沉入海底，无人知晓。 不止巴黎如此，当然也不止中国，“阅读的危机”早已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美国作家 美国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中说： 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进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 从这一视角看来，我们仿佛正在见证一个古典文明的消亡，也许用不了多久，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眼里，书本看起来就跟现代人看竹简一样：笨重、过时，不但读起来费劲，而且跟现实生活也没多大关联。 今天跟一个海外归来的朋友会面，还听他感叹：现在美国的大学新生已经不读书了，他们用AI代替了自己费时费力看书，并且由于AI提供的答案乍看起来都很完备，完全没有能力去加以辩驳。 感叹归感叹，但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有时我也在想，别看知识分子总爱抱怨“现在的人都不读书”了，但也许在任何时代，喜欢读书的原本就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就像传统戏剧，以往观众多，那是因为娱乐方式少，但到了各种新花样涌现的时代，它们注定只能慢慢沦为一种小众爱好。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推断，在任何人类社会，真正以知识和理念为生的人可能都不超过5%，因为这首先得社会能供养得起一部分人不事生产，只沉浸在智识生活中——之所以这个比例没法很大，是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即便在八十多年前的英国，那按说还是阅读的黄金年代，但按乔治·奥威尔的说法，光顾书店的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书： 假如你没有在旧书店干过，那你很可能会把它想象成天堂。……我怀疑，顾客中能够分辨好劣书的人，十个里面没有一个。 历史学者瞿骏在谈到一百年前的民国上海时，不无讽刺地认为那些欣赏旧书的文化人与其说是“尊重知识”，不如说是以此“自高身份”： 旧书店与书摊上这些人文艺术方面的书籍只有在具有一定文化积累的读书人眼里才是宝贝，在以实用技术与体力为生的普通市民眼里不过是一堆破烂。一个懂得读旧书、懂得欣赏旧书的人必定是有文化。有素养、有阅历的人。因此，知识分子通过对旧俗、旧书店及书铺、书摊的歌颂来达到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 但话说回来，恐怕也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种所谓“区隔”那么当回事，至少在中国社会，一个缺乏生计能力、整天只知读书的人，在世人眼里只怕更容易联想到孔乙己而非什么“精神贵族”。老实说，如今你不读书没人笑话你，埋头读书才更有可能招人笑。 既然如此，在这个起火的世界里，书本还有什么用？ 当然，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用处。 1943年，正当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出版了其巨著《存在与虚无》，但可想而知，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没多少人有心思读这么一本连法国人都嫌太晦涩的哲学著作，面世后根本卖不动。 连萨特本人都想不到的是，过了一阵，这本书居然大卖，但这却不是因为法国人忽然热爱起哲学来，而是当时物资短缺到连称重的砝码都不够用，而有家庭主妇发现，这本厚厚的哲学书刚好重达1公斤，可以当砝码用。 2022年春，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位学者列夫·谢甫琴科（Lev Shevchenko）用自己的藏书堵住自家的玻璃窗，以防俄军炮弹炸起的碎片进入屋内。 当时看到这新闻，我就感觉这也像是一个隐喻：书本在此名副其实地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让人可以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面前有个安静的洞穴栖居其中。 明眼人肯定能看出，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英国作家毛姆在随笔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里早就写过：“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他所生活的年代（1874-1965）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加上冷战则是三次），我想当他说“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时，那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而书籍对他而言不只是避难所，甚至就是最后的精神救赎。 我也是人到中年